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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8月，日本在朝鲜半岛确立殖民统治，即所谓的“日韩合并一百年”。也因此，朝鲜半岛对岛国的历史恨意从未消除，而对罪魁祸首最恨的倒不是岛国的天皇，而是伊藤博文，小矶国昭等，也因此有了至今从总体上半岛民众对岛国一直耿耿于怀，尤其在“慰安妇”岛国罪责的追讨上。（注：无独有偶，作为我国最深的伤疤，中国台湾省也因为晚清的软弱和无能，让岛国殖民了半个世纪，本文探讨的历史很多都有重合，走向不同。本文不在此探讨）
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期间，朝鲜半岛和中国台湾省作为日本殖民地，以及战略物资供应基地，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及本土输送了大量兵员与物资，数万朝鲜人或自愿或被迫加入侵华日军，成为“朝鲜籍日军”。国内学界及今天的互联网各类媒体自媒体都对朝鲜人在抗战中的多元角色多有探讨，但关于朝鲜籍日军的研究成果匮乏，且缺乏纵向深层考察。尤其是网络自媒体，基本都在一些口口相传的传说中或者片面的片段性的故事中，对其下简单的定义。境外相关研究不少，但在历史研究的意识流壁垒下，似乎刻意忽视中国战场与中文史料，未能关注到这一群体在当时中国军民中的广泛影响。
1910年“日韩合邦”至1937年七七事变期间，日本政府曾禁止朝鲜人参军。其核心顾虑有二：
二是惧怕武装后的朝鲜人反噬殖民者。即便七七事变爆发，日军仍未即刻启用朝鲜兵员补充战力。但是，针对已经殖民地区，日本已经启用了朝鲜人作为密探和警察对当地，包括以后的中国东北区进行暴力管理。
随着战局推进，日本高层逐渐认定允许朝鲜人参军利大于弊。一方面，为粉饰殖民统治、推行“内鲜一体”叙事，日本需以政策彰显对日韩民众的“一视同仁”。早在1937年4月，日军第二十师团长川岸文三郎便提议解除朝鲜人参军限制，认为此举可加速“内鲜一体”进程，培养朝鲜人的忠君意识。该提议获朝鲜总督南次郎、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重视，三人起草朝鲜兵役制度并多次游说军部大本营。七七事变后，大本营视对华战争为推动朝鲜“皇民化”的契机，最终批准该方案。
另一方面，日本此前利用朝鲜人维护殖民治安的经验，为征募朝鲜兵员提供了现实依据。1908年起，日本便招募朝鲜人担任“宪兵辅助”，后又大量雇佣朝鲜人充任警察。至1937年10月，朝鲜半岛17067名警察中，朝鲜人占比超四成，其工作成效获朝鲜总督府认可。此外，部分朝鲜宪兵辅助被日本特高课当做密探派往上海监视朝鲜独立运动家，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东北多地，大批通晓汉语的朝鲜警察也随之被调往东北，协助日本当局维护殖民秩序、抗日力量，这些经验让日本政府认为朝鲜人可胜任军事相关辅助任务。需注意的是，九一八事变中日军的核心作战力量为关东军及越境参战的日本驻朝鲜军（如第十九师团），当时所谓“朝鲜援军”实为日本驻朝正规部队，并非后来的朝鲜籍日军。
基于上述考量，日本于1938年4月正式颁布“特别志愿兵”制度，首次允许17岁以上朝鲜男性报名加入陆军，此后每年有数百至数千人入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扩大志愿兵招募规模，并着手推行征兵制。1944年征兵制生效，两年内超10万朝鲜人被迫入伍，直至日本投降该制度才废止。1938年至1945年的7年间，日本军部共招募10余万朝鲜籍官兵，其中近3万人加入侵华部队，随日军踏上中国土地。
因日军高层质疑朝鲜人的能力与忠诚度，“特别志愿兵”制度实施初期极为谨慎，每年仅有极少数朝鲜青年经过审查入伍。合格者多被分配至驻守朝鲜的第十九、第二十师团，部分被派往关东军及1942年成立的北“支Na”（注：这个词在网络上被列入“不文明用词”）派遣军。1938年至1943年志愿兵时期，参与侵华的朝鲜籍日军约5000人，呈现三大特征：一是人数稀少，每年新增仅千百人，源于日本战时初期兵员充足且忌惮朝鲜人忠诚度；二是活动范围集中于中国北方，主要隶属于关东军；三是派往前线比例低，每年仅占新兵总数的30%左右，核心是防范朝鲜士兵阵前倒戈。
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陷入多线作战的日本兵员告急，志愿兵制度已不足以满足战局需求。1942年5月，日本内阁决定1944年废除“特别志愿兵”制度，对朝鲜适龄男性推行强制性征兵制。1944至1945年征兵制期间，超10万朝鲜人被强征入伍，其中2万余人被派往中国战场。1944年，日军大本营按就近分配原则，将伪满和台湾参军的朝鲜人编入当地驻军，而“支Na”（注：这个词在网络上被列入“不文明用词”）派遣军中的朝鲜籍官兵大多数来源于朝鲜半岛，日军将其投入中国战场，意图尽快逼迫中国政府投降以抽调兵力。1945年，日本又强征5万余名朝鲜士兵，但直至投降，大本营还没完成新兵分配，这批新兵遂滞留伪满及朝鲜半岛兵源地。
日本投降后，中国政府与美国协商，将在华朝鲜籍日军及侨民集中于上海、青岛、天津三地，再由美国船只遣返朝鲜。至1946年4月，国民政府共遣返14428名朝鲜籍日军。但据日方史料记载，二战期间派往中国战场的朝鲜籍日军总计28338名，两者相差13910人。缺失人员或在战斗中逃亡、投诚、阵亡，或在日本投降后加入“韩国光复军”。例如，韩国前总统朴正熙曾为伪满“步兵第八团”中尉，1945年投降后脱离部队，同年9月加入北京“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下属光复军第三支队驻平津大队”，此类转投光复军的朝鲜籍日军不在国民政府遣返之列。
中日双方史料存在诸多关键分歧，其中最典型的便是九一八事变时期“朝鲜籍日军”的记载差异：日方档案明确显示，1938年4月“特别志愿兵”制度实施前，日军中并无正式编制的朝鲜籍士兵；但中文报刊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就已频繁出现“日军征调朝鲜人侵华”“东北战场有朝鲜籍日军活动”等报道。有研究提及事变期间日军兵力中含“26000朝鲜来的援军”，但结合史料考证，这部分兵力实际是日本驻朝鲜军的正规部队，并非朝鲜籍士兵。这种分歧深刻折射出当时两国军民对该群体的认知差异极大，也为后续中国人对朝鲜籍日军的误读埋下伏笔。
日本政府始终对朝鲜人保持警惕，“特别志愿兵”制度实施初期，军部刻意将录取率控制在个位数，确保日军主体为日本人。即便对亲日朝鲜人的“表忠”行为，日方也多持怀疑态度。有朝鲜青年抗战初期写效忠天皇，却遭部分日本官员嘲讽：“赤诚溢于纸面易如反掌，无需怂恿此类行为，令其踏实尽‘爱国’之责即可。”
珍珠港事件后，日本陷入双线作战的兵力困境，转而急切要求全体朝鲜人“表忠心”。1942年5月8日，日本突然宣布1944年在朝鲜推行征兵制，令日韩民众均感震惊。日本民众普遍质疑朝鲜人忠诚度，担忧其武装后倒戈，但日本政府无视民意，虚伪宣称此举是“回应朝鲜人热切效忠天皇的诉求”。然而事实是，多数朝鲜人无意参军，日军官兵也排斥大量涌入的朝鲜新兵。
1943年8月，为应对即将入伍的数万朝鲜籍士兵，日军军部结合志愿兵制度实施经验，编写“教育参考资料”供军官阅读，称朝鲜人的精神素质与道德水平不及日本人，要求长官多加关照以实现日韩士兵和睦相处。但现实截然相反，例如资料要求师团体谅朝鲜士兵的日语水平，对其听不懂的命令“宽容”解释，可据日本士兵回忆，朝鲜士兵因听不懂日语命令每日遭长官掌掴，日军内部对朝鲜人的歧视难以遏制。
朝鲜士兵对日本的态度因身份与境遇不同而呈现复杂性，并非全然一致或一成不变。部分官兵确对日本忠诚，1910年至1938年日本28年的殖民统治深刻影响朝鲜青年，志愿兵报名人数逐年增长，虽不排除朝鲜总督府强制推动，但每年数十万报名者中仍有相当比例为自愿；且志愿兵时期，未发生朝鲜籍日军响应民族独立运动、在日军内部制造混乱的事件。
另有大量朝鲜士兵对统治者更迭漠不关心，参军只为出人头地。一名自愿入伍的朝鲜志愿兵在家书中直言，入伍目标是“平步青云”，从无地佃户转变为有地自耕农，让家人享受优惠政策。当时多数志愿兵为农民出身，仅小学文化水平，难以与日本文化产生共鸣。
但参军后的残酷现实，让诸多朝鲜士兵抛弃了对日本的幻想。即便是自愿入伍的志愿兵，认清日军真面目后也多有战场叛逃行为，国共双方均接收过投诚的朝鲜籍日军，部分人还主动加入抗日队伍。为遏制逃亡频发的现象，日军军部1943年1月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部队严格审查朝鲜士兵的精神状况。但充斥歧视与打骂的军队难以赢得忠心，1944年强制征兵后，超10万朝鲜青年被强征入伍，他们对日本满怀怨恨，逃亡现象愈发严重。不少日军部队被迫加强夜间巡查，在营外设置铁栅栏；部分朝鲜士兵受民族情感驱动，在日军内部制造多起“军纪事件”，客观上削弱了日军战力与士气，让殖民者自食其果。
尽管日本1938年前禁止朝鲜平民参军，但中文媒体自1931年起就有“朝鲜籍日军”活跃于侵华前线的报道。抗战期间，在峰值超200万的侵华日军中，仅约3万人的朝鲜籍日军却给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部分认知甚至延续至今。
最早的“朝鲜籍日军”相关中文报道，便集中出现于九一八事变时期。当时多篇新闻称，日军入侵中国东北时大规模征调朝鲜人充任兵源、协助作战，甚至描述其在占领区实施暴行，这类报道在东北及全国多地报刊广泛传播，引发民众对“朝鲜籍日军”的强烈关注。直至1933年，才有部分报道澄清“敌军中并无朝鲜兵”的史实。此后数年有关报道寥寥，直至全面抗战爆发后，媒体才再度聚焦该群体。抗战前期的报道主要分两类：一是宣称日军大量征调朝鲜人补充兵员，甚至扬言部分侵华部队中朝鲜士兵占比过半；二是渲染日军内部朝鲜人大规模起义，但此类起义均被指“无一成功”。结合“特别志愿兵”制度的实施时间（1938年）与早期招募规模，这些关于九一八事变及抗战初期“朝鲜籍日军”的报道，真实性均存疑。
其一，中国人对日军编制认知模糊，将日本驻朝部队“朝鲜军”误判为朝鲜人组成的部队。九一八事变中，日本驻朝鲜军第十九师团等部队越境参战、支援关东军，民众与媒体不明就里，将其称为“朝鲜兵”“高丽兵”，进而形成“九一八事变中有朝鲜籍日军参战”的误读。正如一位朝鲜抗日志士总结，七七事变前中国人提及的“高丽兵”“朝鲜兵”，实则是对“朝鲜军”的误读；同时，不少人误以为日军中朝鲜人单独编队，而实际即便后来有朝鲜籍士兵，日军也刻意将其分散至各小队，禁止相互联络以杜绝大规模叛乱。
其二，中国军队俘获的“朝鲜战俘”多为来华谋生的平民，而非武装军人。例如1939年贵州镇远战俘收容所的“朝鲜战俘”，实则是船夫、商人与Ji女（注：这个词亦被列入不文明用词），因不懂中文，且中国军人无法区分朝鲜语与日语，遂被当作日军俘虏；民众得知收容所有“朝鲜战俘”后，更强化了“日军中有大量朝鲜兵”的认知，进而对朝鲜人产生恶感。
其三，部分日军部队刻意让士兵被俘或作恶时冒充朝鲜人。鄂北日军长官曾下令属下被俘时伪称朝鲜人，理由是“中国人不会弄死朝鲜人”；皖南日军战俘伊藤勇被捕时亦冒充朝鲜人，并承认日军常将恶行嫁祸朝鲜人，以此欺骗中国民众。
其四，中国媒体出于鼓舞士气的需求，刻意报道朝鲜士兵反抗日军的事迹。尽管日方史料显示无大规模朝鲜籍日军起义，但此类报道可强化“日军内部矛盾重重”的认知，提升抗日军民的士气。
抗战后期，误报现象大幅度减少。一方面，在华朝鲜抗日志士创办《朝鲜义勇队通讯》等期刊，定期向中国读者介绍日本在朝殖民政策，包括“朝鲜籍日军”相关制度；另一方面，太平洋战争后大量被强征入伍的朝鲜平民来华，不少人主动向中国军队投诚，交代了“特别志愿兵”制度与征兵制的细节，澄清了部分认知误区。
值得关注的是，为何人数稀少的朝鲜籍日军能引发中国人的强烈关注？这与战前来华谋生的朝鲜人群体紧密关联。抗战时期，多数中国人虽未亲眼见过朝鲜籍日军，但对身边朝鲜移民的看法会投射到该群体身上。当时中国人对在华朝鲜人的印象普遍不佳：20世纪30年代，受全球经济萧条与日本剥削影响，大量失去土地与工作的朝鲜贫民涌入中国，常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1941年朝鲜杂志《三千里》记载，上海的朝鲜人仅占日本人的一成，却占日本国籍犯罪者的八成；《申报》《字林西报》等沪上主流报刊也多次报道朝鲜人的贩毒、走私等犯罪行为，而相关记录及记叙中，譬如在旧上海的朝鲜黑帮的事例并不亚于中国帮会社团。
此外，中国人对朝鲜的陌生感也加剧了认知偏差。自古以来，以“天朝上国”自居，对四周的国家状况鲜有关注，即便对长期交好的朝鲜亦是如此。1392年李成桂推翻高丽王朝自立，明太祖赐国号“朝鲜”，但明清时期来华的朝鲜使节发现，不少中国官民仍以“高丽人”相称，全然不知“朝鲜”国号与中国的关联；抗战时期，中文媒体仍广泛使用“高丽兵”称呼朝鲜籍日军，足见当时中国对朝鲜的认知匮乏。在此背景下，日本污蔑朝鲜人的欺骗宣传与报刊的失实报道，难以被中国军民辨别。韩国学者黄普基曾感慨，500年来朝鲜王国即便内忧外患，仍坚持向中国朝贡，而许多中国人忘却这段历史，仅留存“”这一负面标签，令人遗憾。如今部分中国学者仍以“高丽联队”称呼朝鲜籍日军，说明这种认知偏差延续至今。
朝鲜籍日军的历史留下诸多伤痕。研究该群体有助于以更宏观的国际视野审视抗战。这场战争的参与者不仅有中日双方，还有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民众（客观来说，还有后期的中国台湾籍人）。日本通过“特别志愿兵”制度与征兵制，将大量朝鲜人纳入军队，既为补充兵员，也为强化殖民统治；同时，不少朝鲜人在半岛开展反日活动，部分人来华组建“朝鲜义勇队”等抗日武装，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可见，抗战不仅深刻影响中日两国，亦在朝鲜历史上占了重要地位。
而朝鲜籍日军对日本殖民者的态度具有非常明显差异性，不可一概而论。志愿兵时期，多数朝鲜士兵自愿入伍，但文化水平偏低，入伍初衷多为改善生活，既不执着于民族复兴，也不认同日本的文化宣传；征兵制实施后，大量朝鲜人被迫入伍，在遭受日军歧视与压迫后，纷纷选择叛逃；另有部分朝鲜青年被日本洗脑，坚守至战争最后一刻。
抗战时期部分媒体因对朝鲜情况的陌生或宣传需求，夸大了朝鲜籍日军的人数与事迹。抗战胜利后，这些伪报与流言未得到及时纠正，导致今日部分中国人对该群体仍存在不符合史实的认知，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值得深思。
但是，参加侵华战争中的有一批朝鲜籍日军在中国和侵华日军一样，也一样对平民犯下了战争罪恶，这一点，也不容去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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