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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话语的生成、发展及生效有其相适应的时代背景，全面抗战话语的生产与建构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曲折。在民族危机日益严峻的形势下，“抗战”这一话语从地方走向全国，且弥合了不同党派、不同群体间的摩擦，最终达成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的同时并进与互相配合，以此构成“全民抗战”。“全民抗战”话语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生动实践，有着全民族、全民众、全战线广泛团结、共同抗战的内涵。在话语构建过程中，报刊注重以生动、具象的事实动员群众抗战情绪，阐明为何实行全民抗战，凸显话语的正当性；报刊提供的如何行动及行动有何结果一系列组件，也充足表现了话语的合理性；此时各报刊搭建的传播矩阵在与各方紧密互动中亦促进了全方位抗战的浓厚氛围。从情感到策略再到行动的话语构建进程，亦是全民抗战话语有效性的逐步落实过程。
1937年12月，中央在武汉成立长江局，发展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抗日运动，随后，各党派、文化机关、社会团体等在此集中，各新闻出版界人士相继赴汉，创办各类报刊积极宣传抗日，沦陷区进步报刊亦先后迁来，高峰时期在武汉创刊的报刊有180余种，武汉一时成为国共合作抗日的全国舆论中心。这一时期，由中国主办的机关刊物及其领导下的综合性政治刊物主要有：《战斗旬刊》《群众》《新华日报》《全民周刊》《全民抗战》《战时青年》等；《抗战文艺》是中国领导下的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的刊物，其他文艺刊物如《自由中国》《战地》《时调》等均有中国或人的支持、参与及主办。抗战后期，湖北各地出版报刊总数在130种以上，湖北地区抗日根据地先后曾创办30多种报纸[1]，如《南漳周报》《新英山》《大洪报》《民众报》《前卫报》《正义报》《挺进报》《老百姓报》等，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出版的《七七报》出版时间最长，在群众中影响很大，曾称其为“我们的政治大炮”。从抗战初期到抗战后期，荆楚红色报刊突破国统区、沦陷区重重封锁，大力宣传全民抗战，促成举国同仇敌忾、精诚合作、共赴国难的社会氛围。本研究选取了1937—1945年创办于湖北的《战斗旬刊》、《群众》周刊、《新华日报》、《抗战文艺》、《全民抗战》三日刊、《七七报》等红色刊物，以探究全民抗战话语的生产语境、主要内涵、建构过程及具体体现等。
宣传话语反映了宣传观念的变化，要探究话语的能指与所指如何在某个语境中偶然地结合在一起，还需回到具体的社会环境中。民族危机逐步加深，使抗战意识从地方走向全国，“全民抗战”从民众呼声同步配合上层战线，最终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性话语实践。
“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及“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抗日氛围先后在东北、上海、华北地区乃至全国浓厚起来。1936年12月，中国与晋、绥、察、冀、滇、桂、川、新、甘、陕等省的地方实力派逐渐建立初步联系，为形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全民族抗战局面形成创造了条件。[2]
湖北相继建立湘鄂西、湘鄂赣、鄂豫皖边区革命根据地，各根据地创立印刷出版机构，发行革命书刊。鄂豫皖苏区先后创立30余份报刊，红安县宣传处印发《革命歌曲》油印本，封面刊以“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同帝国主义作战”呼吁抗战；湘鄂西苏区创办20多种报刊，在洪湖县建立列宁文华书店（后改名为逸群书店），售卖《红旗日报》《工农日报》《红星报》《反帝周报》等进步报刊；湘鄂赣苏区出版10余种刊物宣传革命，《列宁青年》紧紧围绕革命战争中心议题展开。1935年，“一二·九”运动余波在全国各大城市陆续扩大，12月20日，武汉学生抗日活动进入高潮，在汉绝大多数报纸声援学生爱国行动，《大光报》旗帜鲜明地支持学生抗日，就连报纸《武汉日报》也记录了市民们支持的各种情形。
1937年，《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成为提振全国抗战信心的强心剂。潘梓年发表了《抗战的现阶段》，在分析当前抗战失利原因和对日采取妥协政策危害的同时，呼吁“咱们不可以被动地期待人家来‘拔刀相助’，我们第一步要自己坚决地站在和平阵线上和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作顽强的斗争……我们的抗日目前正在一个极端严重的阶段上……把政府和人民结合起来，把军队和人民结合起来，使慢慢的开始牢固的民族统一战线]。随后潘梓年又在《群众》上发表《投降主义及其各样表现》，分析投降主义对抗战带来的坏因以及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威胁。这类文章为当时处于战争阴霾下的人民增强了抗战必胜信心，使民众的民族意识上升到新高度，亦使当时散乱的中国得以重新团结起到了鼓舞作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呼声更高。
民族危机尖锐化的同时，城市抗日爱国运动也沸腾起来，工人举行抗日大罢工，学生、知识界上层人士、民族资产阶级等发表通电，要求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九一八”事变后，中央就呼吁“一致动员武装起来”；1932年2月11日，中央要求“极大限度地去宣传、组织、武装群众”[4]；1933年“一·二六指示信”提出要联合一切反日力量，以实现抗日武装统一战线月，瓦窑堡会议正式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指出“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应当是下层的，而且应当是包括上层的”[5]。1937年8月中央召开洛川会议，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正式形成，动员全国民众宣传鼓动工作全方面开展，9月，国共两党正式确立第二次合作，再次推动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从被动压迫中的群众呼吁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从武装统一到宣传动员，全民抗战确已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话语实践。随之，相应政策匹配、组织联动以及宣传鼓动策略也更具有组织性和目的性，呈现出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的同时并进与互相配合。
1937年至1945年期间，华中抗日根据地出版各类党报党刊约300余种[6]，湖北地区在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先后领导下创办各类报刊宣传全民抗战。《群众》周刊以宣传关于抗日救国方针政策为宗旨，专设“抗战言论”“民众动员问题”“读者问答”等板块推动群众运动。《新华日报》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团结抗战、持久抗战”战略方针为己任，《全民抗战》三日刊更是直接在刊名上以“全民抗战”为符号统领其报刊活动，同时以《全民抗战的使命》为发刊词，力求其“对于全民动员的号召与教育上更多的尽力”[7]。此外，胡绳在《战斗旬刊》上亦说明了全民抗战这一话语的关键性：“现在我们是演到了这新的一章中的最光荣的一节，也是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中最光荣的一节了……这一节的标题是：‘全民抗战！’。”[8]全民抗战意味着历史已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全民抗战的新阶段特性首先体现在其对此前民族革命与阶级革命不彻底性的颠覆，全民抗战蕴含着更持久、更坚定、更彻底、更全面、更广泛抗战的革命观念。其次，全民抗战话语意味着革命话语由无意识、无组织的分散呼声过渡到了有组织、有目的的由政策主导的纲领性话语上。
“宣传”是客观实在，“宣传的话语”则反映了人们对宣传现象的社会建构，“全民抗战”话语在社会演绎与不同社会群体间的互动，体现出全民族、全民众、全战线抗战的广泛内涵。
1936年1月27日，《中央为转变目前宣传工作给各级党部的信》指出，“在这种形势下，党的政策路线，是发展团结和组织中国全民族一切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因此目前宣传工作最中心紧急的任务，就在于用一切的力量去暴露日本强盗的凶暴侵略行动……去煽动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联合起来，去开展民族革命战争……争取中国的独立与解放”，同时提出“目前我们的宣传工作必须为适合于党的策略路线，适应于夺取更广大的群众，适应于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月，党在《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同时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要进行“抗日的民族团结”。全民抗战被赋予全民族抗战重要内涵，其既来源于当时中华民族面临被侵略事实时的紧迫性反抗，又根植于中华民族长期遭遇被压迫史实中的独立性觉醒。
《新华日报》在发刊词中声明其愿做争取民族独立伟大斗争中的鼓励前进的号角，指出“日寇猖狂，国家破碎，我前方数十万将士正以热血头颅为民族之独立生存而流血牺牲，我后方千百万民众亦正以英勇坚毅之精神为前线胜利而努力奋斗……我们坚信在伟大的民族觉醒的基础上，在我们的力量更广泛的动员，更严密的组织，更亲切的团结的基础上，中华民族的儿女们是有充分的力量足以战胜日寇，维护我们珍贵的民族生命的……”[10]。此类叙事提供了一套基于象征性现实的、具有救赎意义的民族救亡理念，它类似于马克斯·韦伯（MaxWeber）所说的“理念型利益”，即以免受痛苦为目的取向，回答“人们希望‘自何处’（wovon）被拯救出来、希望被解救到‘何处去’（wozu），以及……‘要如何’才能被拯救”[11]等问题。
各刊物还注重挖掘民族史中那些被压迫的事实。1937年10月10日，《战斗旬刊》刊发双十特刊，组合一系列文章进行民族革命动员，呼吁一切力量从事民族救亡运动。多数文章以曾在武汉爆发的“辛亥革命”为切入点，唤醒民众对民族革命的社会记忆与深层理解，“双十节是我中华民族从专制政体下解放出来的血的结晶品……他开出了我中华民族自由而灿烂的鲜花，经过二十六年长期的修裁，与四万万五千万人鲜血的灌溉，维护着这一民族的鲜花……今年的双十节，日本帝国主义者……使我国沦于全殖民地。我全民族……奋起反抗……争取我民族的绝对自由平等……抗日战争是我民族的生命线，这是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时候，我全民族要自动地动员起来……”[12]。“辛亥革命”这一事件及其相应的民族情感体验成为某种实体性存在，且在累积性地编排与对比中，超越了此前的民族性，上升为一种紧迫的、全面的、必须的全民族抗战。这种以社会记忆为基点构建起的全民族抗战话语，一方面实现了对在地民众抗战情感的重新唤醒，另一方面促成了对刚刚达成国共合作的当局人士的深层次“革命基因”动员。此外，追忆、缅怀民族英雄，还原民族惨案，在民族革命纪元年发起纪念活动等亦成为各报刊的重要内容。
“卢沟桥事变”后，中央要求“动员全体爱国军队全体爱国国民抵抗日本帝国的进攻，在各地用宣言传单标语及群众会议进行宣传与组织的动员”。[13]中央书记处在《中央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到宣传鼓动时要尽可能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建立读者会、通讯会等帮助党报党刊普及发行，加强与群众联系。1938年，在《论新阶段》中指示要动员一切报纸、刊物、学校和宣传团体等，向前线、后方、沦陷区及全体民众等作广大宣传鼓动。
为此，湖北省一是面向不同群体出版了各种对象类刊物，如青年及青少年刊物《战时青年》《少年先锋》《新青年》《将来的中国》等；妇女刊物《湖北妇女季刊》《战时妇女》等，《战斗旬刊》《群众》等还以“妇女节”为专题，积极动员妇女；文艺刊物《抗战文艺》《抗战漫画》《抗战戏剧》《自由中国》《时调》等，普通大众读物《全民抗战》《救中国》《老百姓报》等，及对象为乡村工作人员的《战时乡村》等，扩大了全民抗战言论的覆盖面。二是日刊、两日刊、三日刊、五日刊、周刊、旬刊、月刊等多样化更新频率，使报刊在动员群众时的功能定位、频次更多元，所营造的抗战氛围更浓厚。三是采用多体裁的抗战话语表述，新闻报道、社论、新闻图片、诗歌、漫画、木刻画、歌曲、剧目以及由报刊内容衍生的墙报等，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全民抗战话语的接收效果。此外，报刊还注重内容的通俗化、口语化、大众化表达，其中《老百姓》报较为典型，它要求白话故事体新闻，极为重视稿件的具体生动，提倡用土话俗语，以达到初识字的人能看得懂，不识字的人能听得懂。四是各报刊还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通讯员制度，如《七七报》在创刊之初因通讯网未建立，通常将边区党委开会的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宣传部长等留下来，组织他们写稿，后期该报社设立了采通部，专门处理通讯员来稿，1946年该报社通讯员已发展至200人。
国内外多变的政治形势既影响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阵营的范围，亦规约了全民抗战话语的实施范围与具体倾向。党内早期的“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加上国统区对新闻活动的封锁、破坏等，压缩了抗战话语的施效范围。《八一宣言》明白准确地提出并建议全国各党派、团体、军队、名流学者、政治家、地方军政机关、各界同胞，停止敌对行动，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进行抗日。在团结各界人士的过程中，尤为注重组织、帮助并吸纳左翼文化、文艺工作者。1938年3月27日，文艺界在汉口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这是抗战时期全国文艺界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其在汉出版的《抗战文艺》《自由中国》《时调》《抗战漫画》《抗战戏剧》等，对促进全民抗日救亡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战文艺》是中国领导下的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的刊物，姚蓬子、楼适夷、蒋锡金、冯乃超、孔罗荪主持编辑工作，田汉、朱自清、朱光潜、老舍、郁达夫、胡风、茅盾、夏衍、舒群、丰子恺等33人为编委。为使刊物内容普及大众，实行实际上的全民动员，《抗战文艺》在理念上强调要“展开文艺大众化的工作，使我们的作品扩大到都市，乡村，前线，后方的一切大众当中去……文艺工作者如果在生活上不能和大众结合，文艺工作若无法配合大众的知识程度而进行，那么，文艺水准的提高，文艺影响的扩大，永远只是室内的闲线]，目的是创造大众化文艺新形势。
宣传话语的生产与建构，本身是围绕着其正当性与有效性展开的，红色报刊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事实、策略到行动，构建了一套较为完整有效的全民抗战话语体系。
宣传与鼓动是党在抗日动员中的重要工作，鼓动能为宣传工作开拓更广泛的基础，在情感上能获得更广大群众的支持，“鼓动工作在于从一个问题中抓住人人都知道的事实，给广大群众以一个观念，极力激起群众的感情……使他们明白事实的真相……宣传的内容必须是充实的，而不是空洞的……宣传的事实应当是真实的、生动的、恳切而带有说服性……”[15]。全民抗战话语在建构中，极为重视通过具象的事实及生动的表述激发群众的抗战情绪。
在生动表达方面，《新华日报》前期首先通过每期右上角标志性的画作或反映社会现实或进行全民抗战动员（如图1、2所示），这些画作同时配有鼓动性语言。其次，《新华日报》几乎每天都刊有新闻摄影报道，从1938年1月至9月，刊登180多张照片，真实反映了抗日救亡活动，刊物披露的各地被轰炸的惨烈照片，真实有力地揭示了日寇暴行，有时刊物还在文章旁配上漫画或文字进行抗战动员。1938年5月21日，《新华日报》刊登《空军凯旋返国，武汉三镇热烈慰劳》一文，配上“向神勇空军献花”照片，同时记录“电影师和摄影记者们从各种角度向飞将军们瞄准了他们的开末拉”[16]（即camera）。除《新华日报》外，《全民抗战》《七七报》等亦十分注重图片表达，武石在担任《七七报》美术编辑期间，经常发表木刻作品进行抗战动员。
以客观事实为基础的行动，阐释了“我们为何要行动”，要使个体行动者选择行动并最终促成集体的行动，还需对“共同利益的选择”以及“如何行动”进行阐释。红色报刊在构建全民抗战话语时，为全面抗战的实际行动提供了策略性的文化组件，这些组件包括了“为什么行动、如何行动以及行动的结果为何”等，而非单纯定义行动的目标。
在汉期间，《群众》周刊设立有社论、短评等固定板块对“我们所处的实际境遇”及“如何动员”进行情理说明。《群众》还刊发了党内重要人士的抗战言论，如《会见记》《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周恩来的《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怎样进行持久抗战》等，彭德怀的《目前抗战形势与今后任务》《第二期抗战与我们的任务》等，董必武的《怎样动员群众积极参战》《武汉的民众动员和组织》等，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引导全民抗战。此外，《群众》还刊载了民众动员、经济民生、文化与教育、军事、国际形势等重要论证性文章，如连载朱德的《抗日游击战争》，从人员战争、武器战争、交通战争等对军事行动进行指导，其“抗战论文选集”“宣言”等板块，亦集中呈现并论述抗战相关议题。
为使报刊文章能形成实际指导，中央要求“新华日报、解放、群众政治局负责同志的文章，必须在支部及各级党委会上讨论和研究”[17]，如《七七报》在创刊早期会在首版“代论”板块刊登《解放日报》社论。党还要求在宣传鼓动时，要多发扬与运用出版物中的内容，因此在向下动员时，地方民革室会经常读报或讨论报纸上提出来的问题，同时组织演讲或出版墙报，将报刊内容转化为更通俗的内容，还会发动大家写稿，反映群众意见，提高群众文化程度，使报刊内容能形成普遍指导。整体来说，报刊呈现的全民抗战行动组件，像铁道上的转辙器，推动着党内外的抗战行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衍生的全民抗战话语是政策性主导的宣传话语，在多重封锁的话语竞争中，如果只是孤立单一地进行说服性传播，很难在全民族、全民众、全战线中形成影响力。为形成更普遍的全民抗战氛围，荆楚红色报刊一是建立了广泛且亲密合作的传播矩阵，二是通过文本互动空间加强与群众的联系，三是实现文本的多体裁联动与空间置换，在社会上实行全方位抗战动员。
在传播矩阵打造上，除出版适应于不同群体的刊物外，各刊物间还互为广告扩大传播范围。抗战初期，国共虽达成了第二次合作，但当局对出版的刊物仍有限制，《新华日报》因其日报性质在注册时万般受阻，《群众》周刊先行出版为其鸣锣开道，《新华日报》出版前期与后期，《群众》为其征求通讯员并做大量广告，称该报“是新闻界的生力军，是全国民众的喉舌”。《新华日报》出版后，在纸张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又长期为《战地》《少年先锋》《群众》《战斗旬刊》《战时青年》《妇女生活》《抗战文艺》《抗战漫画》《抗战晚报》《七月》《救中国》等红色刊物做广告。《七七报》为《老百姓》报刊登广告，同时还为《老百姓》报“十月剧团”等征求童谣、秧歌、花鼓戏等促进抗战动员。
各刊物还重视通过读者来信、来件等，扩大通信来源，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新华日报》除接收党内外重要人士的作品外，还设置“来件”板块加强与社会的联系，该刊还开辟了多种副刊以争取群众，如《团结》副刊主要刊登读者短评、杂感小品等，在内容呈现上更具体充实，文笔更大众化，因其以通俗的具体事实调动民众热情，深受群众喜欢，在一段时间内还因来稿过多被迫停刊调整；《星期文艺》副刊则注重以形象的叙事阐释枯燥的理论，培养抗战情结、提高抗战意志。《新华日报》因副刊题材多样，通俗易懂，成为广大读者的“文化公园”，以此所造成的广泛影响力又被读者称为“北斗报”“灯塔”。《七七报》也开通“读者信箱”“七七副刊”等，积极呼吁青年群体为其投稿，给予批评或帮助，同时要求稿件要深刻反映生活，体现敌后青年现状，能给予青年科学与知识的启蒙。
在进行全方位抗战动员上，各刊物首先通过其内置版面实现多体裁的情感联动，如刊登诗歌、剧目、小说等形式叠加受众抗日情绪。其次，各刊物还为各类抗日书籍、话剧、木刻展览、歌咏、电影、传单等做广告的同时鼓励群众参与并记录了相应活动的具体进展，既打通了与现实空间的联结，又为个体参与群体行动提供了信息情报与情感共享接口。1938年4月，各界抗战宣传周在武汉进行，周恩来要求文字宣传、口头宣讲、艺术宣传、小型宣传刊物与画报等全面铺开，演剧队、口头宣传队在大街小巷、工厂码头、郊区农村等进行全民抗战动员，宣传周第一天，武汉三镇就举行了十万人的，抗日救亡歌声响彻天空。
董必武先生曾在《群众》周刊谈到“人众”在抗战中的优势，“我国有六倍于日本的人口，四亿五千万的有生力量，如果能都发动起来参加抗战，这真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啊！”[18]。各红色报刊在湖北创刊期间，既处于抗日战争初期，又是全民抗战开局关键时刻，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这些报刊确实有“思想上的扳道工”的作用，其以情绪动员、策略指导、行动促进为路径，促进全民抗战，但观念及其相应话语通常是制度利益、政治变迁及实用主义驱动力共同塑造的复杂社会产物，因此各报刊在建构全民抗战的话语过程中，依然受到诸多限制，亦充满曲折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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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央宣传部.中国宣传工作简史：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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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1921-1949）[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81-83.
[11]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宗教与世界[M].康乐，简惠美，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1：432.
[13]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中国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M].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1.
[15]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1921-1949）[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104-107.
[16]空军凯旋返国，武汉三镇热烈慰劳[N].新华日报，1938-05-21（2）.
[17]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1921-1949）[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86.
[18]董必武.我国抗战二年来的民众运动[N].群众，第三卷第十期，1939-07-23（272）.
作者简介：党李丹，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湖北省融媒体发展中心研究员、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系讲师，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博士
详见《新闻爱好者》2025年第11期杂志、中国知网、万方数据、龙源期刊网、
